“公司正在积极推进转板工作什么是配资炒股，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已开始转板尽职调查及申报材料准备工作，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向交易所进行申报。”观典防务称。

8月5日，厦钨新能（688778.SH）也于科创板上市交易，截至当日收盘，报收于121.66元，较24.5元的发行价上涨396.6%，全日成交45.3亿元，换手率达74.98%。招股书显示，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钴酸锂、NCM三元材料。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本报报道《三封群众来信与一件议案的诞生》，关注肖胜方所提交的“关于我国刑法增设成年人犯轻罪之前科消灭制度的议案”

羊城晚报记者董柳

短短一个多月，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近40名陌生群众发来的手机短信。在短信中，这些人说的都是同一个事儿——对“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欣喜和肯定。

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曾连续两年提交议案，建议修改刑法，增设成年人犯轻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广东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建议建立轻罪前科消除制度，这是他连续第四年在全国两会会场上提出这一建议。

“近期有不少人给我发信息表示感谢，认为我的呼吁有效果。”朱征夫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我看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的有关表述后还是蛮激动的。”

“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的这项改革部署，让不少受困扰的群众看到了希望。

“甩不掉”的“前科”？

“几年前，因为建了一个QQ群，网友在群里发布了大量不良链接和视频，我当时不懂法律，直接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知道已经犯了罪。我和群里两个网友后来都被判刑了，法院给我判一缓二。出来以后我积极学习法律，买了书。（我）只有不到初中文化，只能看懂一些简单的法律……”这是2021年2月河北一名群众写给时任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的信中的内容。

这名群众在信中说，自己来自农村，“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出来以后我想重新做人，希望社会不抛弃我”。但随后的经历让他错愕：他先后找到电子厂以及外卖、快递、保安、出租车等行业求职，但对方都以有“前科”为由拒绝录用，“还有一些工厂也是不要我，现在打零工度日，因此贫困，爱人也离我而去……”

“前科”已经成为这些人“甩不掉”的标签。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的前科报告制度，强化了犯罪的非刑罚制裁力度，与累犯制度共同体现了再犯预防的价值追求，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它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前科对于已改过自新的前科人员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标签。”朱征夫说。

“前科”的影响有多大？

2011年醉驾入刑的实施，使更多的人被轻微犯罪的“前科”标签所困扰。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在向肖胜方和朱征夫写信的群众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刑的人。2021年2月，山东一位市民给肖胜方写信，反映其在两年前因饮酒驾驶机动车被法院判决犯危险驾驶罪，由于是偶犯、初犯且没有发生事故，他被判处拘役两个月，缓刑三个月。“因为我有了刑事案底，犯罪记录会终身记录在档案中，也会对子女产生影响。”他为这“一失足”追悔不已。

困于危险驾驶罪“前科”的，不在少数。今年3月9日，最高法公布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人民法院刑事一审案件收案123万件，增长18.3%，结案124.3万件，增长19.7%，其中，案件数量居首位的是危险驾驶罪。从2018年起，此类犯罪占比就高居首位，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23年危险驾驶罪同比上升15.3%。

这封群众来信还反映了一个现实。除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之外，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教师法等法律，国务院《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众多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甚至包括一些行业的“负面清单”“准入门槛”等诸多行业内部规范，均对“前科”人员的从业作出了规范。如公务员法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人员中就包括“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而根据《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办法》等的规定，考察对象的家庭成员因相关犯罪受到刑罚的“其本人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选”。

朱征夫也关注到这个“边缘群体”的生存现状。他说，许多轻微犯罪“前科”人员因工作权利被剥夺面临生活困难；他们的子女在升学、就业、考公务员时也受到影响，“这是不公平的”。

在朱征夫看来，轻罪和过失犯罪不该被贴上标签，使得一次犯罪终身受罚。

肖胜方向记者表示，实际上，绝大多数轻罪犯罪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大，如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等，在司法实践中常被判处六个月以下管制、拘役等刑罚。

轻微犯罪“前科”如何“封存”？

朱征夫认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表现，犯罪结构的变化让这一制度的出现有了现实紧迫性。

2024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反映了轻罪的发展趋势：“针对轻罪数量持续增长、占比持续上升，协同各方推进轻罪治理。”

日前，最高检案管办负责人就今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答记者问时介绍：“2024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各类犯罪109.6万人，较2004年同期上升1.2倍，受理人数虽成倍上升，但轻罪案件占比高，如法定刑较低的危险驾驶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两罪占比达到两成以上；同期审结的案件中，因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占比超过85%，较2004年增加30余个百分点；而起诉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等严重暴力犯罪人数较2004年同期下降62.5%，占比从20.3%下降至3.7%。可以说，轻罪案件已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近日撰文指出，刑事犯罪结构的显著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社会治理的成效，另一方面也是我国轻罪化立法趋势的映射。受制于现存的前科制度，“轻罪不轻”现象客观存在，明显泛化的犯罪标签效应使得许多轻微犯罪者在就业、教育和社会融入等方面受到限制，回归社会面临诸多困难。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我国未来的轻罪治理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让所有轻微犯罪的人都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避免他们走向社会的对立面，这对最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维护社会安定有积极意义。”朱征夫说。

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具体构建方面，宋英辉认为，可以借鉴、吸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成果。例如，需要明确轻微犯罪的范围、封存情形、封存主体及程序、有权查询的主体及条件、提供查询义务主体及程序、解除封存的条件及后果、保密义务及相关责任等内容。

宋英辉同时指出，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还应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应当举重以明轻，不起诉及单纯的刑事程序记录、治安处罚等记录也应当封存；二是封存记录不对外公开，但政法机关因侦查犯罪需要查询的可依法查询；三是有关机关在办理符合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案件时，应当注意做好案件信息和当事人信息的保密工作；四是封存记录是为了给当事人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但如果其再次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可以依法解除已封存的记录。

让一时失足已改过自新者回归社会的脚步不再被“前科”拦住，变革的大幕正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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